法院认为：但县政府在作出被诉112号通知之前，未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意见，事后通知城东公司和定安支行举行听证，违反‘先听取意见后作决定的基本程序规则。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如果说《行政诉讼法》有秉持行政程序某种独立价值的话，那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则有转向行政程序工具价值之嫌，由此可以推断的结论是，在法院撤销并责令行政机关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时，行政相对人就同一个行政争议如何避免双重危险，似乎并不在最高法院制定司法解释时所考虑的问题。[36]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5年第2期，第39-45页。
[20]对原告权利不产生实际影响究竟如何认定，焦明君、鲁昌松认为，这里涉及到举证责任的分担问题。最高法院《行诉解释》（2018）第9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且对原告依法享有的听证、陈述、申辩等重要程序性权利不产生实质损害的，属于行政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的‘程序轻微违法：（1）处理期限轻微违法。现原告要求撤销两被告所作《限期拆除通知书》已无必要，故对原告的诉请本院不予支持。[27] 《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9年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436 页。[43]判决结果：撤销并责令重作。
作为以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为首要立法目的行政诉讼制度，相关的不确定法律解释都应当有利于这一立法目的实现，切不可本末倒置。所以，对行政程序违法司法审查的价值取向上，如果说合法/违法事关每个国家对‘依法行政原则的理解，而对违法的法律后果和处理机制的差异，则凸显每个国家在法政策方面的不同考量。在国家举行重大喜庆活动期间对部分罪犯进行特赦的做法，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悠久的历史。
6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特赦令，根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的特赦决定，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第二种，包括第三类、第四类。年满七十五周岁、身体严重残疾且生活不能自理的服刑罪犯（第六类），基本已经丧失了犯罪能力，没有特殊预防的必要性，因而没有继续服刑的必要性，对他们予以特赦，符合我国历史文化传统和国际上的人道主义原则，也是对其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的肯定。所以，对这些女性罪犯予以特赦，是对刑法整齐划一的局限性的修正。
对他们予以特赦，是对其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的肯定。三是曾经被特赦又因犯罪被判处刑罚的，四是不认罪悔改的，五是经评估具有现实社会危险性的，这三类罪犯主观恶性较深，再犯罪危险性大，需要继续服刑改造，因而不予特赦。
换言之，刑法不可避免存在整齐划一的局限性。这是因为，这些罪犯所犯罪行严重，而且服刑时间短，仍然存在再犯罪的危险性。而且，第一类罪犯大多在八十周岁以上，基本已经丧失了犯罪能力，第二类罪犯一般也是老年人，对他们予以特赦，是对其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的肯定。虽然人民法院在作出判决时就考虑了被告人重新犯罪的可能性，但判决时的考虑只是一种预测，而不可能精确。
新中国成立后，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过较大贡献并获得省部级以上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的服刑罪犯（第三类），为国家强大和综合国力提升做出过贡献。曾系现役军人并获得个人一等功以上奖励的服刑罪犯（第四类），为巩固国防、保卫祖国做出过贡献。同时，这次特赦决定也规定，对上述九类特赦对象中，具有以下5种情形之一的罪犯不予特赦：一是第二、三、四、七、八、九类对象中系贪污受贿犯罪，军人违反职责罪，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贩卖毒品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的罪犯，其他有组织犯罪的主犯，累犯的，不得特赦。现行宪法规定的特赦，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由国家主席发布特赦令。
如果罪犯具有悔改表现，可以通过减刑、假释等方式处理。文章来源：《人民日报》2019年6月30日06版。
根据本次特赦决定予以特赦的有九类罪犯，可以概括为5种情形，都分别存在着被赦免的相应根据和理由。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服刑罪犯（第一类），为民族独立和新中国的建立做出过贡献。
特赦，一般是指国家对较为特定的罪犯免除执行全部或者部分刑罚的制度。其二，现行刑法放宽了防卫过当的限度，但以往司法机关对防卫过当的判断标准相对严格，导致一些正当防卫被认定为防卫过当，甚至对防卫过当判处了较重的刑罚。对这类罪犯特赦，有利于在全社会弘扬见义勇为精神，鼓励人民群众同违法犯罪作斗争，积极参与抢险救灾等工作。对他们予以特赦，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的不可缺少的内容，有利于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罪犯（第二类），为巩固国家政权、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做出过贡献。而且，这些女性罪犯要么原本犯罪较轻，或者经过一定时间的改造，已经不具有再犯罪的危险性，对她们特赦，也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女性的特殊关怀。
即使判决存在问题，也可以通过审判监督程序解决。二是第二、三、四、九类对象中，剩余刑期在十年以上的和仍处于无期徒刑、死刑缓期执行期间的，不得特赦。
这是继2015年我国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实施特赦后又一次进行特赦，具有重大政治意义和法治意义。行为当时被规定为犯罪的，现在可能不是犯罪。
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特赦就可以对罪犯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不具有特殊预防必要性）的事实予以肯定，这是对刑罚目的的贯彻与落实。既然依法对被告人判处了刑罚，为什么后来又可以免除执行全部或者部分刑罚呢？这便是特赦制度的根据（或存在理由）问题。
我国自唐代起就形成了盛世赦罪的历史传统。作者简介：张明楷，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因此，需要通过特赦来适当变更过去的判决结果。所以，对上述人员予以特赦，体现了对基于刑法变化的判决效果的变更，也是对误判的救济。
这是因为，这些犯罪的罪质严重，罪犯的再犯罪危险性大，需要继续改造。对他们予以特赦，是对其改过自新的肯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有利于他们早日回归社会，符合刑罚目的的要求。
即使法条文字没有变化，法条含义也可能发生变化。刑法对这些犯罪的规定并无明显变化，也不需要变更判决结果。
被裁定假释已执行五分之一以上假释考验期的，或者被判处管制的罪犯（第九类），要么因为其有悔改表现，不具有再犯罪的危险性，要么因为其犯罪轻微，再犯罪危险性原本就较小，对他们予以特赦，也是对其不具有再犯罪危险性的肯定，有利于促进其更好地融入家庭、回报社会。（3）对成文刑法局限性的修正。
但是，成文刑法应当是正义的文字表述，而正义是活生生的，绝不是机械化的，所以，在社会形势发生变化后，需要通过特赦来修正刑法整齐划一的局限性。但是，这些罪犯却不一定符合减刑、假释的条件，或者根据法律的规定不能减刑、假释。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包括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剩余刑期在一年以下的服刑罪犯（第七类），因为犯罪轻微，不需要长时间服刑，或者虽然所犯罪行较重，但其可塑性强，容易改造。
对他们予以特赦，也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祝活动的应有内容。第一种情形，包括第一类和第二类。
（4）对基于刑法变化的判决效果的变更。刑法是针对一般人制定的普遍适用的规范，虽然立法机关在制定刑法时会全盘考虑，但不可能没有遗漏地预见其后可能发生的所有情形，因此，刑法的部分规定缺乏因人而异、因时而异的灵活性。
适用刑法的观念同样会发生变化，行为当时司法机关按照当时的观念认定为犯罪的，按照现在的观念可能不是犯罪。赦免的历史十分悠久，早在古希腊就已存在，其后被罗马法承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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